这是毛主席长征路上的一张照片，照片中他面容消瘦、衣衫褴褛，看起来实在令人心酸，很难想象，长征路上的一年多，毛主席都经历了怎样的困难

1934年12月，红军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战略困境后，终于在毛泽东的主导下决定改变战略方向，避免继续北上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既定计划，而选择西进贵州。这一决策的提出，标志着毛泽东在长征中的关键作用愈加突出。面对红军进退两难的困境，毛泽东从全局出发，迅速做出了战略调整，为红军寻找了一条生存之路。

当时，红军的处境极其危急。国民党主力军的紧追不舍，使红军的退路被切断，若继续北上，不仅没有足够的资源支援，而且很可能陷入敌人重重包围，面临被全歼的风险。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提出将红军的目标从北方转移到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贵州地区。他深知，只有在这一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才能为红军争取喘息之机，也才能给革命留下生机。毛泽东这一战略主张不仅是基于对敌情的判断，更是对红军生死存亡的深刻洞察。

尽管毛泽东的建议获得了不少同志的支持，但在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层中，仍然有不少人持不同意见。博古和李德等人坚持红军应该继续北上，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认为这是实现战略重整和获取更多物资支持的最佳路径。这一分歧，实际上暴露了红军内部在战略认识上的严重分歧，特别是在如何面对敌人围剿和如何制定长期战术等问题上的不同看法。

为了彻底解决这一问题，毛泽东决定在黎平召开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决定红军未来命运的关键时刻，也是毛泽东在长征过程中实现领导权的一个重要节点。周恩来作为会议的主持人，站在毛泽东一边，力挺他的战略主张。尽管博古与毛泽东之间的争论异常激烈，毛泽东凭借其强大的战略眼光和坚定的领导意志，最终说服了大多数领导成员，尤其是周恩来、张闻天等人的支持，毛泽东的方案得到了采纳。

随即，毛泽东亲自指挥了强渡乌江的行动。面对敌人严密的防守，毛泽东巧妙地部署了兵力，以确保红军突破乌江天险。他亲自带领部队奔赴乌江，事前对渡江的路线和方式做了周密安排。

12月31日，红军18名勇士冒着刺骨的寒风，通过河流的上游悄悄游向对岸。敌军尚未察觉红军的行动，当他们反应过来时，已经为时已晚。经过不到一个小时的激战，红军成功突破了乌江，迈出了向遵义进军的关键一步。

随着红军的突破，遵义成为了下一个战略目标。1月4日，红军先锋部队接近遵义，开始实施了一项极具巧妙的计谋。红军战士乔装成敌人俘虏，与俘虏一同逼近城下。通过巧妙的心理战，红军成功地打开了遵义的城门，为后续部队的进攻扫清了障碍。最终，遵义在1月7日清晨被红军攻占，这为即将召开的遵义会议奠定了基础。

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会议，它改变了红军的指挥体系，也为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坚实基础。会议的召开，标志着红军内部对军事路线的深刻反思和调整。在会议上，博古未能正视自己的错误，继续为自己的失误辩解。而周恩来则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了自我批评，分析了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到红军目前困境的原因。

毛泽东此时直接发言，并深入剖析了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重大失误，指出他们的指挥方法缺乏实践性，存在着冒险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倾向。毛泽东严厉批评他们脱离实际的作战计划，强调只有注重灵活的战术和现实的作战环境，才能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寻求突破。

毛泽东的这一番发言，获得了广泛的支持。许多参与会议的领导人，包括朱德、刘伯承等，纷纷表示同意毛泽东的观点，认为必须彻底纠正军事指挥上的错误。

王稼祥提出，应取消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将指挥权交给毛泽东，以保证红军的胜利。周恩来则再次发言，力推毛泽东为红军的领袖，提议通过毛泽东的军事策略来指挥全军的作战。

会议的结果是，毛泽东成功夺回了军事指挥权，成为红军实际上的最高领导。博古和李德被撤除军事指挥职务，而毛泽东则通过这一决议，全面掌握了红军的战略方向。

在这个决定性的时刻，毛泽东改变了红军的命运，通过此次会议的胜利，确立了自己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他的战略远见和坚定的执行力，使得红军得以顺利突破敌人围剿，开始了长征的后半程。

这一决策的实施也使得红军能够在黎平短暂休整后，继续前进。红军在贵州获得了一段时间的相对安稳，这不仅为后续的战略反击创造了条件，也为红军的士气恢复提供了有力支持。